这样对他
来源:    发布时间: 2020-04-29 23:46    次浏览   >

记者了解到,案发后,村民们联名将盖有手印的求情书上交法庭,称赞何伯“大义灭亲,为民除害”,请求法院从轻判决。法院认为此案情况特殊,被告人年过七旬,体弱多病,且有自首悔罪情节。在情与法之间,作出判三缓四的决定。对此结果,何伯表示无异议,不再上诉。他称暗无天日的噩梦做了20多年,现在终于醒了,不再担惊受怕了。他要陪着老伴,将剩下的日子一年当做十年来珍惜,争取多活几年。

何斌:我父亲年事已高,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我会替他做的。我已经不跑长途货运了,就这样就近就便地做个公交司机,早出晚归的每天都能见到父母。我们也打算在弟弟周年忌日的时候,好好祭奠一下,让他在九泉之下能够得到安息。

何伯:是我自己报的警,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想再连累到家人。接受警方询问时,我都是一五一十照实说的。

让我很感动的是,当我发高烧昏迷不醒的时候,看守所管教送我去广州武警医院,经诊断是肺结核后,那里的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地救治了我两个月。直到法院快要开庭审理时,送我回来。

公安局的大门都被我踏破了。每报警一次,儿子就被送去戒毒一个周期,回来后他又接着注射复吸。直到有一次,民警告诉我,儿子染上了艾滋病,他们没办法收留了。从这以后,我再打电话报警时,他们早上将我儿子拉过去批评教育一顿,到晚上又给送回来。

何伯:这些年派出所、社区、街道办、区政府我都不知道找过多少回了。虽说社区也有戒毒帮扶点,但也只是凭医保卡购买一些类似美沙酮之类的缓解戒毒药物。直到现在,我这里还压着一个月的报销单。

核心提示: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故意杀人案的罪犯一审作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宣判。这究竟是一桩怎样的案子,为何会如此从轻判决?

近年来,家中的亲戚连过年都没人敢上门拜访,就算上门了也不敢留下来吃饭。2015年2月20日,大年初二,何伯本希望与别人家一样子孙满堂,热闹过年。但此时的家里显得异常孤独冷清。儿子再次向他要钱购买毒品吸食,感觉无法解脱的何伯选择亲手结束了儿子的生命。

何伯的大儿子何斌说,现在父亲回来了,他们希望恢复平静的生活、没有毒品的生活,希望父母能安享晚年。这些年,父母过的真不是人的生活。

他毒瘾发作,便强行跟我们要钱,不给他就喊打喊杀,砸家具;给了他就又跑出去买毒品海洛因,回来后往自己身上注射,针头乱七八糟扔满一地,看得我和老伴心都碎了。

法晚:有媒体报道称,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区分院是中国首家“公(公安)卫(卫生医疗)合作”医院,专门用于免费收治病残特殊吸毒人群。这个您是否听说过?

鉴于此,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对我作出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决定。对于此判决结果我无异议,不再上诉,也很感谢法院当庭释放我,让我回家和老伴好好过日子。

何伯: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但当我发现一切挽救他的办法都失效的时候,也不想让整个家里永无宁日。于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出现了:干脆结束他的生命,这样对他,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解脱。

何伯与何斌父子俩就这样坐在沙发上,一如既往地煲他们喜欢喝的凉茶。在安静得有些压抑的氛围中,讲述了那些令人心碎的家庭悲剧。

法晚:辩护律师是您自己请的吗?对于判三缓四的判决,您如何看待?

南沙区一处街道,几排很阔气的花园式别墅小洋楼里,夹杂着一幢墙粉脱落,半新不旧,很不起眼的小二楼。该楼宅主正是因故意杀人罪被广州市中院判三缓四,当庭释放的何伯。

我希望子女能够艰苦奋斗、自食其力。小儿子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我就花了1000多元,给他买了台拖拉机,想让他自力更生;但是他却好吃懒做,不肯出工。成天和一帮社会“烂仔”(注:广东话,指地痞流氓)鬼混,拖拉机坏了,他也不肯去修。我劝说他好几回,他就是听不进去,气得我又将拖拉机转卖给别人。

何斌:当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他亲手弄死了弟弟,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也没办法,我很能理解他,于是帮着他料理弟弟的后事。事已至此,母亲难过地昏睡了好几天,被妹妹接回她家里照料了两个月。

何伯:一直没听说过啊,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寻求当地政府解决了,但是却因为我儿子染艾滋,这条管道被堵死,当地没有机构能收留他。直到我最近从看守所出来后,这才从媒体上关注到中山可以免费收治病残特殊吸毒人群,如果我早点知道,也会去尝试申请一下。但是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了。所以希望中山的这种经验能够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不要再让那些和我们一样被毒品侵害,有着相似悲剧的家庭万念俱灰。

法制晚报(以下简称法晚):在您的印象当中,小儿子从小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会变成后来的样子?

我说:“你还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死到临头还不悔悟。走上吸毒这条不归路是你咎由自取,我们用尽一切办法挽救你,可是最终都无效。我不想让你再贻害后世子孙。”

据何斌讲述,自弟弟吸毒的这20年来,家人没有过过一个好日子。“这是家门的不幸,所有的亲戚都被连累。”他们向有关部门求助过、投诉过,试图想办法挽救弟弟,但都没有办法,“最后已经绝望了”。

除了保外就医,在看守所羁押的八个月时间,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心里却还是很坦然。我觉得亲手将儿子送上天后,我自己也解脱了,无论我被怎样判处,至少家里不再暗无天日了。唯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老伴,她身体也不太好,失去儿子,她很伤心,同时又很担心我的处境。于是,我抽空给她写信,告诉她我在看守所里一切安好。

在该案审理期间,何伯所在的社区居民乃至居委会,分别联名上书为他求情。村民联名向法院提交按有指印的请愿书,表示他为了邻里社区的安宁稳定,“大义灭亲,为民除害”,甚至为何伯的行为拍手叫好,要求法院从轻判决。

为此,我到区政府上访寻求帮助,但是信访办有个人说目前对于因吸毒而患传染病的瘾君子并没有一套很有效的救助机制,没有机构会收留他们。他建议我们老两口给儿子喝一些安眠药,等他睡熟了,让我们卷起包裹,远走高飞,不要再让他找到。

何伯:他从小倒挺乖巧,可是初中毕业后就学坏了。而我是高中学历,在那个年代,我在老家算是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为此,我还在村里当了十多年的代课教师,抓了这么长时间的笔杆子。后来迫于生计,和老伴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打工。我用扁担挑沙石,就这样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很快有了积蓄,花了3万元建了现在的这幢小二楼。

他们都很同情我的这一家庭悲剧。在看守所里,看在我年老体衰多病的份上,管教对我很关照,从不给我去指派那些苦活干,还让所里的在押人员在生活上照顾好我。

何伯:首先我为儿子吸毒,威胁到周围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影响到邻里关系和谐而深感羞愧,是我教子无方;其次,我也感谢不计前嫌,为我求情的村民们。正是你们的同情和声援,为我争取到了从轻判决的结果,我打算以后多做善事,为和谐社区做贡献。

后来,我所在的街道办和司法机关商量,帮我申请了法律援助,由广东丰信律师事务所的蒋诗林律师无偿为我做辩护。他在法庭上讲得特别好,谁愿杀子?这是毒品导致的人伦悲剧。他说我的行为确实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他同时也认为,此案是亲人之间的犯罪,有其特殊的家庭和社会原因及背景,应当作为重要的情节考虑。蒋律师还称,我这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做法并不值得倡导,问题应通过正常途径解决。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在此期间没有犯罪或者被发现新罪,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

一谈起不争气的小儿子,何伯多次别过脸,擦拭早已渗出的眼泪,有时低头沉默半晌,才能继续讲下去。老两口的退休工资,根本就不够小儿子吸毒的,“简直就像吸血鬼一样”。

何伯:后来我们发现他吸毒,将他送到派出所,结果那边却已经有了他的案底。他为了获取赌资而绑架勒索他人。1994年3月番禺区法院对他判刑那一年,他刚满18岁。再后来他被送到英德监狱坐牢8年。这期间与他谈对象,被他害得很惨的女朋友也就此告吹了。2000年5月小儿子刑满释放,却在2001到2011年多次强制戒毒,每次出来很快又送进去强制戒毒。我已记不清他进进出出多少次了。(掐着指头,一遍遍地数。)

处在缓刑期间的何伯刚刚开始与家人平静的生活。何斌(左一)为父亲沏上煲好的凉茶。何斌说,家里的家具都是案发几个月后重新做的。弟弟活着的时候,毒瘾发作,家具都被他打烂砸光,满屋子空空荡荡的

想想我们老两口都年过古稀的人了,还能活几年?趁着我有生之年,尚有力气弄死他,铲除这个毒瘤,不要让其再偷盗抢劫,贻害人间。这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何伯:(低下头长时间沉默)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付诸实施,以自己年老失眠为由,在社区门诊开了一些安眠药,小心地藏起来。直到2015年农历春节大年初二这一天,儿子拿了50元当毒资后,在客厅里注射时走来走去。

何伯:是啊,他每次去戒毒,我们每月都会为他给戒毒所上交300到500元不等的生活费;这样被强行管制起来也好,至少我们可以不用那么操心。但是,每次他戒毒周期满后,回到家中,对我们来说,则又是噩梦的开始。

带着疑问,法制晚报记者于今年1月7日前往广州市南沙区探访了七旬老人何伯(应当事人要求,文中均用化名),他将有着24年吸毒史的儿子亲手杀死,目前处在缓刑期间,待在家里休养。

今年72岁的何伯是广东韶关翁源县人,40多年前与老伴一起来到广州南沙务工。夫妻二人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一直在外跑货运,女儿嫁到附近的一个镇上过活,小儿子最不争气,让他们操碎了心。

“我们的退休金都被他当毒资了,你不给他就要打要杀;将他母亲绑在液化气罐上,扬言要同归于尽……这样的逆子,我们多次报警,均被以其身患艾滋病,无法收监为由给拒绝了。最终逼得我走投无路,在有生之年铲除了这个毒瘤。”

何斌:弟弟吸毒长达24年,我们家几乎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有一年大年三十,我背着他接父母到外面吃饭,被他知道后,跑来餐馆大闹一场,跟我们要钱;我还记得曾经有一次父母不给钱,弟弟就拉着我老母亲冲到厨房里,将母亲绑在煤气罐上,扬言要引爆同归于尽,见状我们将他强行摁倒才没出事。

何伯:案发后警方问我要不要请律师为我辩护,我说家里被折腾成这样,没有钱再去请律师,法院该怎么判我就怎么判,我会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我们老两口月退休工资加起来不到5000元,而2014年这一年,儿子吸毒戒毒费用就花去近3万元。我们实在无法忍受,而他不仅坑害我们,还跑去跟他哥、姐要钱,甚至是刚刚参加工作的侄子,也被他堵到门口要钱。为此,他哥不堪困扰,搬到外面去住。我们家的亲戚朋友,全被他要钱要怕了,都躲得远远的。

法制晚报记者见到他时,何伯正在厨房里忙着帮老伴整理厨具。“将近有一年没有看到老伴做可口的饭菜了,上一次还是去年正月初二,我还清楚记得走投无路的我,亲手杀了吸毒多年,患有艾滋病无法收监的儿子。”何伯神情憔悴地喃喃自语道。

何伯:我们都被毒品侵害的身心疲倦了,没有精神再去当义工了。也不想总记挂着那些可怕的噩梦。不过我也会时时刻刻警醒后世子孙,决不能再让他们沾染毒品。

何伯:家里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已经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了。现在噩梦已经过去,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和老伴在家里过好每一天。我们都是风烛残年的人了,过完春节,我打算和老伴一起去医院对全身上下做个检查,然后该医治的医治,该调养的调养。将一年当做十年来珍惜,争取多活几年。这些年来家里没有任何欢声笑语,我欠老伴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就想多陪陪她。另外,女儿还劝我捡起以前的爱好,写毛笔书法,下象棋,充实地过好每一天。

我实在难受看不下去,于是趁着给其煲凉茶的机会,将安眠药搅拌进茶里。看着他喝下一大半,到屋里昏睡后,我走进去,将他平时放在枕头旁的菜刀拿到厨房里,然后从工具箱里取了一把扳手,重回到他的卧室;将他四肢用绳子捆绑住,或许是安眠药在凉茶里失去了药效,也或许是他感受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在我用扳手向他的头部用力的击打下去时,他突然惊醒,朝我大喊:“将我绑住做什么?”

何伯:这怎么可能,我们家门还未迈出,儿子就大喊大叫着说我们抛弃他,他就将房子一把火烧了,让我们没地方住。这种情况,躲避始终不是办法,必须勇敢地去面对。